许多人不明白，为何楚天舒宁可背负骂名，也要力挺高地价，从而拉动了高房价？
但明眼人都清楚，青原市政府绝大部分的收入来自卖地，如果任由地价和房价下跌，政府手里的地就卖不出去。一旦卖地收入减少，那些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民生工程只能中途夭折。
这样的话，政绩从何而来？又从哪里能得到体现？！
这些天，楚天舒忙得团团转，不是被安排接待省里来人，就是开各种视频会，或者参加企业剪彩，都是些面子上的事情，不做又不行，反倒把许多正事给耽误了。
虽说是政府的副市长，楚天舒有着令人向往的地位，但也有别人没有的苦恼和不快。
老百姓有老百姓的快乐，高官也有高官的烦恼，副市长的烦恼不是普通人的那种买房、就业、子女上学的生存压力，而是仕途中不得不隐忍的烦恼。
最近，为了鳌头湾土地转让和冷冻机械厂土地出让等事情，与市长郎茂才闹得有点不太和谐，虽然谈不上被穿小鞋，但在工作安排上明显受到了冷落和排挤，这让他常感到委屈，有些事明明不愿意做，但又不能不委曲求全，只好去适应。
这就是政治，既让人充满无穷的向往，又让人感到郁闷，很多的时候，楚天舒的心里积满了怨气，却又找不到一个发泄的通道。
楚天舒担任过南岭县的县委书记，是说一不二的一把手，在那个山高皇帝远的偏远县城里，一切都是他说了算，所有的人都要围绕他这个中心轴转动。
楚天舒在南岭县掌权了好几年，带领这个落后的小县从国家级贫困县一跃成为了全省脱贫致富的先进典型，全县人均收入和县城面貌也有了很大的改观，因此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首肯，成功当选了副市长。
由县里到市里，由正处级成了副地市级，职务上升了一个阶梯，但在权力的使用上，却由说话算数的正职一把手变成了即使请示汇报之后都可能没有决策权的副职。
这种职务上的转换，使楚天舒稍稍有些不适，但他还是满心喜欢。
在官场中，没有永远的正职，也没有永远的副职，没当过副职，就不可能当上正职。
从副职到正职是一次飞跃，同样，由正职再到更高层级的副职，也是一次飞跃，那是通向更大的正职的通道，是升迁的必由之路，谁也免不了。
楚天舒知道，叶庆平和郎茂才都处于仕途的关键时期，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微妙，既有合作，也有暗斗，作为副市长，工作上只能听市长郎茂才的安排，很多时候夹在中间很别扭，但也只有隐忍，尽量去适应。
从省城开完会回来，叶庆平和郎茂才长谈了一次，两人达成共识，按照省领导的指示，把主要精力用在搞经济建设上，抓出一两项在全省看得见摸得着叫得响的民生工程来。
当然，他们作出这样的决定，比过去有底气多了。
因为，楚天舒在青原市抢先一步实行了土地储备的新政，通过连二连三的整理和出让土地，为市财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尤其是郎茂才，外环线道路改造工程的成功，就像一剂鸦片与一碗鸡血，既刺激他对上项目搞建设上了瘾，又对捞政绩充满了歇斯底里的亢奋。
近年来，世界经济学界有一个著名的“中国发展之谜”。
各国的经济学家都在研究，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底子薄弱的大国，还面临着官员腐败、贫富差距、道德滑坡等至今尚未根治的问题，那么，这个国家究竟采取了什么方法，就能在短短几十年里实现经济腾飞呢。
祝庸之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尝试着回答了中国发展之谜。他认为，尽管面临着诸多的难题，但过去几十年间，中国起码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做对了两件事，才换来了今天的成绩。
第一，在经济上，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彻底激发了民间创造财富的活力。
第二，在政治上，用经济建设的成绩来考核各级干部，迫使各级干部必须扑下身子抓经济。
祝庸之的这一见解，得到了国内外经济学家的广泛认同。
不过，在私底下与楚天舒等人交谈时，祝庸之也感叹过：“在如今中国，不讲政治的人玩不转，可一个纯粹的政客也走不远，你哪怕再精于权术，如果当地经济建设一塌糊涂，拿不出几个叫得响的项目，同样很难得到提拨重用。当然了，这种用人导向的负面效果也十分明显，各地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大行其道。但反过来想，如果领导们都不去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中国能发展得这么快吗？”
祝庸之不愧是东南省乃至全国知名的政治经济学家，眼光独到而且一针见血，正反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洞若观火，明察秋毫。
通过对杜凭风和吴新元等人的处理，昔日掌控青原政法系统的强势人物郝建成被收拾得服服帖帖，在解除了政治上的羁绊后，叶庆平自然也要端出自己的政绩工程来。
这项政绩工程，就是在江北打造出一座青北生态城。
按照叶庆平与郎茂才长谈时商量的设想和规划，青北生态城的定位，不仅是经济中心，更是文化中心和科技中心，并将在五年内发展成为城市的副中心，除开经济指标的考核，这里还将建成一个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典范。
虽然两人在青北生态城的开发建设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围绕着青北生态城开发建设的主导权，叶庆平与郎茂才又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