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瓜果集中成熟的时间，自行车驮不完了，父亲就推着架子车，拉上满满一车，让我跟着他，一个村一个村叫卖。
一旦拉架子车出去，路上一来回，都要走上五六个小时。
忘了是收玉米还是收小麦的时候，我拉了一架子车的粮食，路过一个坑，我没把握好，一个车轱辘陷进坑里，车子翻了。
架子车的扶手重重地压在了我的腿上，将我砸倒在地。
那一年，我十三岁。
我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却不是因为腿部受伤。
好不容易，熬到秋收过后，我期盼已久的农闲时光，来了。
我欢喜雀跃，向往着每天与同龄人打牌、嬉戏的日子。
父亲却带上我，去了砖窑。
搬砖，成了我农闲时光的日常。
平房宿舍有限，我们住的房子，是苇草搭成的屋顶，下雨时漏水，只能躲到其他平房的房檐下睡觉。
吃的是窑上的大锅饭，工头们去厨房盛来一大桶，放在我们面前，谁吃谁去桶里盛饭——这让我想起了喂猪的情景。
因为瘦小，因为年幼，干不动重活，或者干活慢，总要被其他人嘲笑。
父亲也不再呵护我，任由他人嘲笑我。
手上被磨出几个水泡，有的泡烂了，渗出水，带着血，我给父亲看，希望他能心疼我一下，让我回家歇两天。
父亲看都不看地说，“手上磨出泡，正常！等你把泡磨破了，再磨出几次，就磨出老茧了。有了老茧，肉粗皮厚，再磨的时候，你就不疼了。”
我瞪着他，心中恨恨不平：难道我真是他捡来的？
又一天，工头将五块砖头码在一起，递给了我。
我弓着腰搬运的途中，一块砖头滑落，砸在我的脚趾头上。
夏天，为了凉爽，我穿的鞋，是露着脚趾头的凉鞋。
我疼得惨叫连连，放下其他砖头，坐在那里，咬着牙，不出声，默默流泪。
只有三分之一的原因，是因为疼痛。
还有三分之一的原因，是因为委屈：我这么惨，父亲居然一点都心疼我，不安慰我。
最后三分之一的原因，是因为茫然和恐惧：如果我能活七十岁的话，以后的五十多年，都要这样过吗？
那一年，我十三岁。
砖窑上有一个很深很大的湖，是挖土烧砖时挖出的，有六七米深。
我一个人走到湖边，慢慢走到水能漫过我头顶的地方，将自己全身埋在水里，张开嘴巴，竭斯底里地大叫大哭。
喝了几口水，憋不住了，我擦擦眼睛，游上了岸。
我找到父亲，平静地说，“爹，我想我妈了。我想请两天假，回家看看。”
父亲同意了。
我回到家，跟母亲打了个招呼，忍住想哭的冲动，然后去屋里找到我的书包和板凳，告诉母亲，“妈，我想去上学了。”
即便是复读，物理化学英语老师讲的东西，都还是听不懂。
我不再心浮气躁，也不再因此厌学、恐惧，我找来初二的物理和化学课本，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不懂就问，也不再理会老师给我讲解时那不耐烦的表情，学到东西才是本事，管老师的态度干嘛？
上课犯困时，果断给自己一个耳光。
耳光不好使，就拿拳头砸墙，争取多看几分钟书。
拳头砸墙还不好使，就拿拳头砸桌子的棱角，一拳下去，疼彻心扉，皮破血出。
上学不再是爱好不爱好的事情，也不再是困难不困难的事情，是必须好好读书，必须学会的事情。
没有退路，没有借口，不管再难，都必须学会，啃透。
上学不是为了让老师喜欢我，上学不是为了让父母开心或者将来能更多地回报父母，上学就是为了我自己，在将来可以多一些生存选择，不再做个那样苦、那样累、那样卑微的农民。
毕竟是落下的知识点太多，第二个初三，我也只能将成绩，从五十名赶到了十五名左右。
没有犹豫，没有选择，我再次复读，读了第三个初三。
而我的父亲，母亲，姐姐，妹妹，都无私地支持着我。
读了三个初三，1996年考重点高中，仍然差了两分。
我面临两个选择：读第四个初三，或者交三千元的择校费，去读重点高中。
1996年的三千多元，相当于今天的五万到十万元。
父亲和家人都倾向于让我继续复读。
我内心是想去读高中的，读了三个初三，已经受够了村人和部分老师的嘲笑了。
但我没脸说出这个想法。
家人对我的支持已经够了，足够了。家中所有积蓄，不到两千元。
但我却一病不起，吃不下东西。最严重的时候，高烧超过四十度。
我憋着心事，跟父亲各自骑了一辆自行车去邻村的诊所，医生看着体温计的数字，眼睛瞪得很大，“高烧四十多度，你还能骑自行车？”
看完病，父亲带我回家，已经是下午六点前后了。
父亲看着我，突然说道，“你要想去读这个高中，自己去你大姑家借钱吧。”
就这一句话，我立刻恢复了精神，二话不说，骑上自行车，就去大姑家了。
我大姑家距离我家二十里路，骑自行车要将近一个小时。
因为害怕夜路上遇到鬼，天黑之后，我从没一个人出过村子。
那晚，我独自出村了。
要尽量趁着路上的那些村庄还有灯光，要尽量趁着路上还可能有行人，早点赶到大姑家！
这便是那晚路上的想法，所以骑得飞快，路上摔了几个跟头，总觉得可能是闹鬼了，吓得我顾不上拍身上的灰尘，扶起自行车就继续狂蹬着赶路。
到了贾营，看到大姑家村口一户人家的灯亮着，我才停下来，跑到他们院子里的压井旁，喝了一口气凉水。
当我出现在大姑家的时候，我尽量让自己表现得很平静。
但是，那满头满身的灰尘，胳膊上和手上的伤痕，出卖了我。
到了南阳八中之后，我更加用功，在桌子的一角上，用刀子刻下了“父亲”两个字，用一堆书压着。
贪玩的时候，就掀开那些书，看看那两个字，立刻心中愧疚、悔恨，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父亲是用血汗钱，甚至可以说是卖命赚的钱，来供我读书。
他希望我通过读书，增长见识，获得接受新事物、新知识的能力，从而摆脱他那样辛苦的命运，让我过得更好。
我拿着他的血汗钱，贪玩，贪吃，与禽兽何异？
每每这样一想，就又能心静几天，继续埋头学习……
如今，我坐在省会城市的家里，一边写作，一边兼顾着工作，再不用靠出卖体力和时间赚钱了。
这，都要感谢我的父亲。
同村的那个同龄人，初二辍学的那个玩伴，在广州打工后，结婚，生子，现在回到老家，继续种地。
老家没有工厂，也就没有就业机会。
这两年，像他这样回到老家的同龄人，越来越多了。
有门技术的，还能在镇上买个商铺，做个小生意。
没有技术的，只能种地，农闲时再找找邻近村庄有谁家盖房子了，去和和泥巴，搬搬砖头，砌砌墙，赚点零花钱。
没有这样的零活时，就聚在一起，斗斗地主，玩玩麻将。
每次回家，我都会找一个牌场，玩上两三个小时。
只是再也没有父亲了。
那个突然从贪玩的我身后出现，提着我的耳朵，高声怒骂着，喊我回家吃饭，或者喊我去地里干活的父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