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昭德抚着长须，斟酌地道：“西南局势一旦靡乱，于国将成大患，如今朝廷正对西域用兵，更不可迫之太甚，否则土蛮若投奔吐蕃或南诏，则情形更加不可收拾。西南诸族交错杂居，形势一向复杂，羁靡才是最适合那里的政策，故剿不如剿抚，剿抚不如抚。
今依杨帆所言，土蛮造反乃是受到勒索威逼，愤而反抗，如此更宜施之以恩，安抚为重。臣以为，只消惩治首恶，化解土蛮怨愤，这场动荡自然消解。陛下应该果断下旨惩办黄景容，再命剑南道官员从速安抚，平息事态。”
武则天睨了李昭德一眼，问道：“李相与朕一样坐守于京城，如何知道剑南形势便如杨帆所言一般呢？若是判断失误，土蛮果真有心谋反，早已暗中勾结吐蕃和南诏，则朝廷一旦发兵迟缓，恐王孝杰东返之路也要被切断了！”
李昭德泰然道：“他二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臣现在只凭他二人的一封奏章，自然难以分辨是非。然则，若再辅以剑南道官员们近日的奏章来看，臣以为实情如何便一目了然了。”
武则天年纪大了，精力不济，对于国事已经不再事事操劳，自从她有了张昌宗和张易之这两个美男子，每日耽于享乐，对国事就更加不甚关心了，李昭德说起剑南道官员近日的奏章，武则天竟全无印象，忍不住看向上官婉儿。
上官婉儿道：“李相所说的奏章是前几天送到京师的，圣人已经批阅，婉儿找找看。”
上官婉儿检索一阵，翻出几封奏章，递给武则天，最上面一份就是嶲州刺史张柬之的奏章。
张柬之在奏章中控诉黄景容勒索地方、大肆受贿，屠戮无辜，为了索取好处，又大搞株连，给蛮族首领编排造反的罪名，以朝廷的名义加以恫吓，逼迫他们贡献财富消灾。
奏章里还提到黄景容羁押蛮族首领，收到贡献才肯放人，还提到有两个小部落的首领因为没有贡献，被他强指为叛党同谋，将其首领处死。
张柬之在奏章中最后言道，西南土蛮民风彪悍，百姓尚武，黄景容的所作所为，引得诸族怨愤不已，如不下旨斥责，着令悔改，恐有不测之后果。
看到这里，武则天忽然有了印象，前些天她的确看过这样一份奏章，不过她当时并没有在意，反而觉得张柬之言过其辞了。
这个张柬之当初是她提拔进京的，并且让他做了凤阁舍人，不可谓不予重用。谁知此人不识好歹，屡屡驳还她的旨意，武则天一怒之下就把他赶出了京城，自此对这个人再无一点好感。
再加上御史是监察百官的，本来就是站在官员对立面上，不大受人待见，官员弹劾御史她不在乎，御史不管兵、不秉政，在她看来不会酿成大害，如果官员们满口替御史说好话，那才真的危险。
尤其是张柬之是地方官，黄景容是京派御史，两个人的立场大不相同。张柬之为官一任，关心的是他辖区内的安定和地方上的利益，而朝廷官员奉旨出京，先天上就与地方官有所抵触，不受待见乃是必然。
有了这层考虑，武则天便没把张柬之的话放在心上，只以为他虚张声势想把黄景容赶走，不想让黄景容在他的地盘惹些麻烦出来叫他去揩屁股。如今再看张柬之这封奏章，武则天的想法便大为不同了。
武则天又看了看其他几封奏章，那都是张柬之发动与他友好的剑南道同僚弹劾黄景容的奏章，言辞虽比张柬之温和的多，但是意思大同小异。
所谓三人成虎，更何况黄景容在剑南道确实作威作福，有大把的把柄可抓，这些奏章中大多都列举了些事例，武则天越看越生气，忍不住问道：“剑南道观察使现为何人？”
李昭德欠身道：“是监察御史裴怀古！”
唐朝早期常由朝廷不定期派出使者监察各道及州县，名称不定，诸如采访使、观察使、按察使、巡察使，又或节度观察处置使，权力不小，当时还没有节度使，那时的观察使就是简化版的节度使。如今裴怀古是剑南道观察使，就相当于该道最高长官了。
武则天道：“以八百里快马传敕于裴怀古，命其为招抚大使，立即往姚州安抚土蛮，平息事端。旨到之日，免去黄景容钦差身份，停职待参！”
李昭德起身道：“臣遵旨！”
武则天之所以没有把这件差使交给杨帆去做，自有她的考虑。
首先，裴怀古是剑南道最高长官，剑南道的造反事件正是他的份内之事，由他负责理所当然，绕开这个地方长官派一个京官去，很多事情要不断与京里沟通、与剑南道地方官员沟通，且京官不熟悉当地情形，难免再出乱子。
另一方面，杨帆是诸道流人巡访使，不只负责剑南道的事情。剑南道的造反什么时候才能通过谈判平息，有什么后续的发展，平息之后的一系列善后事宜，都需要大量的时间，杨帆不可能一直留在姚州专门解决此事。
尤其是发生了这件事之后，武则天更希望通过他的监督，了解一下其他各道御史们的情况。
此外，杨帆和黄景容是对立的，武则天虽说现在对杨帆的说法信了八成，但是黄景容的说法也不无道理。御史台报告说诸道流人有谋反迹象，朝廷派人去查，那儿果然就发生了叛乱，这究竟是这位钦差逼反了土蛮还是土蛮早有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