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登州府自古富庶、繁华，尤其是明中后期的万历年间，这座下辖一州、七县、四卫的府一度“户口百万”，由此可见人口之繁盛。其首府蓬莱县（即登州城）因地处要冲，且修建了完备的“水城”等码头设施，兼之更是联系辽东、朝鲜的最便捷通道，故各方人士汇集、商业也极为发达，一度成为胶东乃至山东全省都有名的富庶之地。
只不过登州府的命运在几十年前急转直下，无论是清兵破关后的杀戮抢掠，还是孔有德之乱带来的浩劫，抑或是秩序真空后地方上蜂起的盗贼所带来的破坏，都让登州府处于持续失血状态。可以说，在东岸人彻底掌控这座山东六府之一前，登州府几乎已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了。
东岸人的到来给登州府上下的冲击是巨大的，首先是大量操着西三府山东话的移民（被收编的抗清义军及其家属）来到登州，然后还有少许从他处吸引而来的流民、土匪乃至海外来客。这些人的到来不但使得登州府的人口获得了极大充实，同时也极大改变了当地的人口构成，这自然有利于东岸老爷们的统治，因为这是一个由他们一手建立起来的秩序，短时间内还不会脱离掌控。
其次，东岸人在自己直领的多个县份——如烟台县、福山县、文登县、招远县等地——推行新政。新政没有不切实际地瞎搞，主要是强制动员全县吏员在冬季疏浚淤塞的河道、水渠，修建水库。铺设道路；同时选派农技员帮助本地选种育种。并经多年努力培育出了适合本地气候的玉米、土豆种子。使得本地粮食产量有所增加；此外他们还酷行军法，任何作奸犯科之徒均严惩不贷，同时大力宣传在山中耕作“贼田”的土匪山贼只要回乡自首，均既往不咎，这进一步肃清了治安。
最后，他们通过不断的征战从外界往登州输入了大量的牛羊牲畜，并使用低息贷款售卖给百姓，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在如此多管齐下的努力下。明末后疲敝破败的登州府开始逐渐恢复了元气，并在近些年发展越来越好，直有欣欣向荣的趋势，且人口也攀升到了四十余万，虽不及万历年间的一半，但已是了不得的成绩了。
而也正因为如此，登州府此时才“有幸”分得了十五万淮安府难民的安置配额，因为就经济基础而言其已经有了一定的承接能力。当然了，登州府的承接能力再强，也不可能一下负担起十五万人的日常食品所需。盖因农业社会的特性，农民们大部分的产出都被其自身消耗了。能拿出来销售的余粮较为有限。再加上登州府的乱世才过去至多不超过十五年，民众们记忆犹新，平日里主动出售余粮的也不甚多，故市面上能采买的小麦、玉米及豆麦等杂粮数量有限，往往只能供数万人一年所需。
不过好在东岸人手头还有大量的清江浦漕粮，这些漕粮分配到登州府的那部分数量也极为庞大，足够支撑这些移民中的绝大部分在登州生活一年以上了，如果再配上本地采买的一些粮食牲畜，差不多也能勉强支应过去了。毕竟，移民们在集体农庄劳作生活，也不是一点产出就没有，不是么？
集体劳作、集体生活、集体学习，遍布登州府境内的集体农庄似乎一下子恢复了上古时期的遗风，使得本地不多的士绅看了也啧啧称奇。不过，他们也就看看稀奇罢了，作为一个经济活动较为活跃的滨海大府，他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了：库页岛一化冻，就得组织人手去那里收皮货、山货、海货；另外日本那边也得插一脚进去，这个披着一层皮的山丹贸易如今之规模越来越大，日本东北诸藩都被牵扯了进去，甚至还开始向中部地区蔓延，直让幕府的锁国令成了个笑话；最后，朝鲜、宁波的贸易也不能停下，这里面的利润也极大，而且胜在稳定，风险较低——登州府能存活至今的士绅，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士绅了，冥顽不灵的只能在家自己干活种地（因为雇佣不到人），脑袋灵清点的开始转型商人，依托在东岸人的庇护下从事跨国、跨地区贸易，特别是随着众多市场的深入挖掘（比如朝鲜、日本甚至一部分荷兰人带来的南洋市场）以及登莱、宁波等地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的收益也水涨船高，并渐渐带动了更多人参与进来，成了一个小小的新阶层。
……
文登县外的一处野茶棚外，韩至美正坐在一张桌子前捻须不语，身后是他四个儿子：可昌、可荣、可大、可久。作为宿迁县第一时间投诚的地方大族，韩家（自称是韩愈后人）受到了廖司令的极大优容，不但委了官，还许他们携带绝大部分财产第一时间移民东岸，而且坐的还是比较好的舱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