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妈妈出门上班之后，吴伦可以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
她既是独自一个人，又不是。她不能出门，不能上班，更不愿意和老家的朋友联繫，於是便一天天地在家坐著，握著遥控器盯著屏幕，一个个地切换频道，却很少在任何一个频道上驻留。
说孤单吧，倒不孤单。往窗外一看，她就能看见楼下那个现搭起来的简易“岗亭”，裡面总有两个男人盯著她住的这一栋楼；时不时地，其中一个还会上来敲门，确认一下吴伦是否真的在家。
每一天在临走时，妈妈都会把门反锁上——不是為了叫吴伦出不去，没有这道锁她也出不去——而是為了让外面的人进不来。她必须得出去上班，要把女儿独自留给几个说不清身份的、一看就像不正经闲汉似的男人，哪个做妈的也不可能放心。
妈妈对於吴伦被软禁的抗议，就像是一股细风吹上了高山，连一丝迴响也得不到。她是一个很温柔的女人，她捨不得埋怨已经精神萎靡的女儿，很快就认了命，自己调整出了一副新常态，来应对她对其毫无把控权的生活。
这一天送妈妈出门时，吴伦又瞧见了对门邻居家的叔叔。
她们母女二人在这栋楼裡住了十几年，就和常叔一家对门了十几年。
“常叔，上班啊？”吴伦朝他打了一声招呼，他面无表情地“嗯”了一声，眼睛都没有在她身上停留。她被软禁的事，整个小区都知道了，除了个别千方百计要关心她的，其他人都像是忽然不认识她了一样——哪怕是对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常叔一家。
“你自己小心点。”她妈妈眼看著常叔头也不回地下了楼梯，默默挪开目光，对她说：“对了，我今天中午会买菜回来，我们一起吃午饭，你就不用随便凑合了。”
吴伦一怔，忽然想起来，今天是她父母的结婚纪念日。“知道了，”她从门后递给妈妈一把雨伞，说：“天气预报好像要下雨，你带著以防万一吧。”
妈妈上了年纪了，接过雨伞时的那一隻手上，骨节皮肤都显得又糙又厚，堆积在一起。早在好几年前，把白髮根染黑，就成了和修剪指甲一样必须时常做的维护工作；最近在她的疲态之中，又多了几分隐约的、彷彿时刻害怕被欺负似的提心弔胆。
吴伦关上木门，听著妈妈将防盗门门锁反锁上，慢慢滑向地板，靠著门坐了好一会儿。她觉得自己似乎重新变成了一个小孩，面对著一个突然陌生的世界不知道该怎麼办才好；等她跑回妈妈身边，寻求安慰、寻求庇护的时候，一抬头却发现妈妈已经老了。
人活著啊，只有到了遇见事的时候，才知道自己不是蜗牛，是蛞蝓，没有壳。
她走回沙发上，觉得房子裡静得怕人，不由自主又摸向了遥控器。每一个频道的内容都大同小异，新闻就不用说了，哪怕是娱乐节目和电视剧，都像是同一条工厂线上下来的；同样的主题，同样的说话方式，差不多的情节，除了人物名字不一样之外，就算把这个剧的画面配上那个剧的台词，都一点儿不违和。
吴伦默默地把十几个频道来回翻了几遍，终於关上了电视。别人的一天只有24小时，她的一天却有一年那麼长。她在屋子裡走来走去，扫了地，浇了花，对著一页发獃了半小时；熬著熬著，总算是十一点半了——她听见对门常叔中午回家的声音了，再过一会儿，妈妈也该回来了。
这个念头一起，门就被人咚咚敲响了。
吴伦紧紧抿起嘴，走到了门后，外面果然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喊：“喂，在家吗？吴伦，开门！”
每一天都会被检查好几次，每一次被叫开门时，她依然会无形中生出一股怒气。你算什麼人，凭什麼让我开门我就得开门……可是不管这念头转了几圈，也不可能出口的；她总还是会像现在这样，开啟裡面的木门，隔著防盗门对外面的人答道：“我在家，没出去。”
那男人从铁栏杆裡打量了她几眼。“哦，在家啊？”
“你们就在楼下看著，不是很清楚我在不在家吗？”吴伦一时没忍住，反问道。
“那也得检查，我这是為了社会安全负责。”那男人倒也不生气，笑嘻嘻地，不像往日裡那样看过她就走了，继续说道：“我们下面没水喝了，你家有水吧，给我们倒两壶。”
“我妈把门锁了，”就是有水，吴伦也不想给他，只是板著脸说：“水拿不出去。”
那男人低下头，从裤兜裡掏出了一串钥匙，拿出其中一把chājìn锁孔裡。
吴伦的头皮一下子炸开了。
防盗门被开啟了。
那男人拉开门，与她面对面地站著，仍旧笑嘻嘻地说：“去拿水呀。”
吴伦被定在了原地——她想不通这个男人為什麼会有钥匙。他们都是被招募的本地闲散人，靠著干这种监视人的辛苦活来弄点钱罢了；怎麼对上她的时候，就能够拥有叫她反抗不了的权力，甚至连她家的钥匙都能弄到手？
在她慢慢往厨房走的时候，她的余光一直盯著那男人。几乎是她才一进厨房，手还没摸上水壶，那男人就自己主动走了进来，踩在她刚扫乾净的地板上，四下看了一圈说：“你一个人拿不动吧，我帮你。”
“不用了，”吴伦握紧水壶，“水在这裡，你先出去吧。”
“怎麼，不欢迎我啊？”他仍旧是一副笑模样，好像脸皮很鬆了，决定在脸上堆出一层笑；不知在哪一句话上，这一堆笑就会忽然垮落下去。
“没有，”吴伦只想赶紧将他打发走，一把将水壶塞给他，小心又迅速地抽出了手，不让自己的指尖碰到他的皮肤，“给你，就一壶，壶不用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