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树德现在急需摸一摸定难军的家底。
粗略的他都知道，但现在战争在即，他需要更精确的一些，并估算一下，看看自己能够坚持多久。
国朝财税体系，大体分为上供、送使和留州三部分，即两税三分的格局。
具体到某一州，其刺史将属州部分赋税送至节度使、观察使处，曰“送使”，剩下的留做州中开支，曰“留州”，节度使再将部分税赋解送京师，曰“上供”。
上供部分，每个藩镇都要交，即便是素来跋扈的河北诸镇都不能免，或多或少而已。靠着这套体系，元和年间朝廷收到了总计三千五百余万缗的赋税（实物亦折算在内），是开元、天宝年间的三至四倍。
其实，单就人口来算，后世严耕望等人认为，虽然藩镇割据，但武宗年间的人口未必比天宝年间少。不然的话，以明面上远低于开元年间的税基，即便财政改革，大幅度增加了商税，中唐那会也不可能达到三四倍的财政收入——天宝年间800多万户，大历年间一度只有130户，结果两税法一实施，十年内变成了300多万户，并且在接下来五十年内增长到500万户，平均每户663人，超过天宝年间户均5人，着实了得。
黄巢入长安之后，各镇上供都暂停了，或许未来会陆陆续续交。嗯，已经有一些恭顺的藩镇开始上供长安了，虽然皇帝还在蜀中。
但京西北八镇本来就穷，暂时都没交。河中这种富裕藩镇更不用说，一年七十万缗的盐利全数截留，也难怪后来田令孜要搞他，未必是出于私心，是朝廷真的缺钱。
中和四年，经过四五年时间的发展，绥州户口渐丰，垦田日多，全年地税共收得粟麦杂粮4142万斛，户税得绢68480匹、钱12750缗；银州地税1209万斛，户税绢57920匹、钱11313缗；夏州地税771万斛，户税绢20960匹、钱4094缗。
这三个州里面，银州百姓负担应该是最重的，因为户均人口只有32人，绥州是596人，夏州是553人。究其原因，还是大量巢众编户，刚刚娶妻，户口太少。国朝收税是按户收取的，因此负担较重，若不是该州数千巢众跟随出征宥州，一人得了四头羊的话，日子怕是要很难过。
值得一提的是，国朝实行的是量出为入的财税政策，即估算需要花多少钱，然后设定一个目标值，依照这个值来收取赋税。天下诸镇基本也是这个路数，去年打了两场仗，缴获实在太多，邵树德便没收太重的税，让百姓大大地喘了口气，不再处于严重饥饿状态了，甚至还有余力买牲畜回去饲养。
之所以如此作为，是因为此时的税收体系非常粗陋。没有互联网，没有大数据，基本就是军头想要多少，然后幕府大致估算下各州的富裕程度，定个数额，各州再层层摊派下去。过程怎么样，军头不管，他只要钱。
邵树德怕收得狠了，会逼死那些家里丁口少、田亩少的百姓。毕竟国朝的官制是有很大缺陷的，官吏数量也太少，与宋朝那发达的官僚体系和庞大的规模完全不好比，收税太依赖地方了。
特别是藩镇割据以后，州县官职被幕府大量占用，几乎处于停摆状态，但幕府才几个人？军头们收税，可不就只能依靠武力，向地方摊派么？这个过程，必然是不平均的，地方乡绅、宗族上下其手，一个不好，就会逼死不少人，或者逼着他们流亡，税基流失。
夏、绥、银三州，是自己的根基，要小心呵护，不能涸泽而渔。这几年间，三州人口几乎增长了一倍，有关中移民、有军士家属、有草原妇孺俘虏、有编户齐民的党项小部落、有外州陆陆续续迁过来的人，三州十二县的户口黄册大体上还是靠谱的，毕竟都是新录入的户口，隐户其实很少。也正因为如此，收税效率其实已经不低了，不可再过多压榨。
三州十二县共计收得两税粮豆6122万斛、绢1442万匹、钱282万缗。此外，还有今年刚刚有起色的贸易榷税近六千缗，军属农场收租1822万斛，卖军马收入折合钱约98万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