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驾亲征，就这么被刘知远给定下了，独断专行了一把，甚至没有考虑杨邠这等重臣看法的意思，语气都是不容置疑的。看起来，甚至有点草率。
当然，刘知远不可能真的被刘承祐这三言两语便轻易说动的，亲征这件事情，他实则早就有念头，在邺都战事不顺的时候便有了。
当皇帝，刘知远虽然算不上合格，但他的眼光见识犹在。放下心中的偏私想法，客观地看待邺都的战事，刘知远当然知道，高行周没有什么过错。甚至于，他自己心里清楚，造成如今平叛战事进展滞涩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将帅不和，从来都是大忌，何况是慕容彦超这个拥有特殊身份的“监军”。
前两日，刘知远擢升了两个前朝旧臣为宰臣，窦贞固拜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馆大学士，李涛为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
自入汴之后，朝堂纷扰不断，诸相争权，而致朝政萎顿。刘知远也是有点忍受不住这些元从功臣们的肆意，提拔窦贞固与李涛二人，一下子便使得河东旧臣对朝堂的垄断被打破了，同时，也是刘知远对元臣们的一种警示。
当然，被选中的两人，刘知远也不是随便提拔的。窦贞固与刘知远有旧，曾同事于石敬瑭麾下，性情相宜，有过那么一段香火情，以其持重有名望，拜为宰臣。
至于那李涛，则是靠着实在的才具得到刘知远赏识。之前，他暗奏于刘知远，分析邺都局势，条分缕析，鞭辟入里，甚得刘知远心，也建议刘知远亲征，更合其意。再加上此前有迎奉入东京之功，得以骤至宰臣，成为皇帝面前的红人。
是故，亲征之议，刘知远并不是头脑一热便应下刘承祐所请，而是早就经过深思熟虑的。
刘知远这大汉王朝来得稍显侥幸，但自一马夫成长为皇帝，这其间的艰辛与苦楚，又岂是“侥幸”二字便能尽数诠释的。虽然刘苦于年老，暗伤反复，身体日渐羸弱，但终究是个马上皇帝，真要他站出来上战场之时，却也绝对不会含糊。
诏令既下，朝廷军政诸司衙门，紧跟着便筹备起来。最忙的，还得属枢密与三司，调配兵马，供给军需。经过商议，刘知远此去，开封城中剩下的禁军，得带走一大半。大内诸部署班直军，控鹤军雷打不动为贴身近兵，散员都在列，侍卫司下辖诸军，小底、龙栖这两大军并护圣左厢马军随征。凡五万余军，可谓是，精锐齐出，就这规模与动静，可知刘知远此行必取邺都而平叛的决心。
七日正式诏令下，八、九两日准备，到十日，刘知远便率大军自东京出，北向。
东京这边，刘知远也做了一个比较妥善的安排，以魏王刘承训监国，杨邠、王章、史弘肇等文武辅之，为了避免他不在期间，朝堂上出现什么幺蛾子，直接把苏逢吉给带在了身边。对苏逢吉，刘知远似乎真的有种“特殊”的喜爱，格外包容。
至于刘承祐，如他所期盼的那般，顺利地被刘知远点将从征，为行营都监。
除了将士行军必备的粮食给养、兵甲军械、军帐被褥之外，北发禁军也算是轻装简行了，又自民间征调了许多丁壮与骡马随行，更省却了不少将士精力。
刘知远身处中军，没有催促进兵，没有一点急躁，皇帝若此，整个大军行进的过程都显得异常从容。以每日八十里速度行军，费二日时间而至滑州，歇一夜，第三日便至澶州。
关于澶州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最有名的事件当属“澶渊之盟”了。不过在“五代”这个时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兵家必争之地真的多......），到中后期，重要性日益凸显，尤其在拱卫开封的作用上。当年庄宗灭梁，双方夹河对峙，黄河一线，基本上就是在魏、澶这片区域进行的，而围绕着德胜渡，双方反复拉锯，大小凡百余战。
而其核心，便是德胜渡，这个沟通大河南北的重要渡头。州城名曰德胜城，分南北两城，还是当初符存审（符彦卿老子）奉命夹黄河而筑。
能作为大河枢纽渡头，自然是适宜涉渡之处，尤其是大规模的转渡动作。黄河流域，所过之处，地势曲折起伏，水势汹涌，在这个年代，沿着大河，也就能寻着那么几处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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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军已在南城驻扎而下，城垒外原本就有驻军营房，虽不足以容纳这么多人，却也省却了新立之苦。按部就班而扩营，埋锅造饭，毕竟是大汉最精锐的禁军，整编之后，磨合时间虽然还短，战力未至巅峰，但基本素质还是在那儿的。出征作战，军队纪律性被突出强调，再加有诸军将校严厉约束，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
夜幕降临，德胜渡前密集的汉军营盘，也慢慢地陷入了沉寂，将士安歇休整，缓解连日行军的疲惫。周遭，风声、水声、畜鸣声，反倒清晰起来。
在各军之中巡视了一圈，展示了一番他周王殿下的存在，刘承祐带着一队人，径往渡口。被委任为行营都监，监理全军，权力很大，行军、屯驻、操练......阖军之事，无所不察。当然，刘承祐一如既往地，主抓军纪条例，就这么两三日的功夫，他“俊阎罗”的雅号又在传扬开来。以前只是在龙栖军中，如今，是整个出征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