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了官吏的职责，也就限定了负责的范围。韦端表示官吏的主要职责是『上传下达』，并且将易经扯出来作为大旗招摇一番，就好像是表示上古就认同的，表面上听起来确实是没有什么问题……
只不过官吏的职责，仅仅是限于『上传下达』么？
呵呵。
如果一个官吏所有的作用，仅仅是作为一个喇叭筒，或者说是一个传声器，那么不如直接买个喇叭接到田间地头，有事便是喂喂两声，不就得了？还要那么多吃干饭的官吏干什么？在文件上标注一下这个抄送哪里，那个抄送哪里么？这事情邮递员都能做，要这些专门负责『上传下达』的官吏做什么？
韦端第二段的意思粗听起来，像是自我谦虚，表示自己能力有限，但是实际上是说他的事务很繁重，对于裴垣这个事情是『心有力而所不逮』……
韦端的事情多么，确实也多。所有的律法，似乎都出自于参律院，大大小小，各项律法条款项目，若是要细细推敲，慢慢斟酌，怕是几十年都未必能做得完。
但是，既然几十年都未必做得完，那么多一天少一天，似乎也不是那么的重要，也没有说没日没夜都要盯在律法条例的每个字上，至少在这几天，韦端就不算是多么忙碌，之所以说他很忙，只不过是害怕承担责任而已。
最后韦端的总结，就更加的有意思了……
表面上听起来像是对于裴垣的谴责和唾弃，实际上将这种行为归之为有违『人情』，然后又害怕斐潜觉得不爽，便是将裴垣比作开方，表示像裴垣这样的『奸妄小人』，就算是曹操那边接受了，最后也会像是开方害死了齐桓公一样，最终也会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对于韦端的这些话里话外的意思，斐潜并没有立刻进行点评，而是转头看向了司马懿，问道：『仲达之见何如？』
司马懿微微颔首，『盖天下之事，必有其因，理方有固。见月晕则多风，见石润则多雨，此乃因事而推论，由不变而论万变是也。如今裴氏子有其果，或可追之，以明其罪……然以臣之陋见，不若查其因，而杜亡羊也。』
『当今之人，多有以假名而贾于世者。口虽通孔老之言，心未履夷齐之行，纠集好名之辈，汇于一处，言必不得志，论必不得用，私结朋党，以为颜孟。然欲行之事，或言太过，或言太重，或言当他人之责，指使旁人口涎横飞，亲力为之哀哀而鸣。』
『故有盖世之名，亦不可知其德。为官吏者，德能并重，有能无德者，虽一时之用，必患于天下也，有德无能者，犹举而用之，无济于事也。今以试取之能，然何以取之德？孝悌亲别离，茂才不知书，便为今之碍也。』
『裴氏子垣之事，当借此事，核查德能二者而问也。事是否完其职，德是否尽君恩，若皆无碍，当自去之，若有其缺，当直言之，勿使余者引为例也！』
司马懿的言论么，听起来似乎就比韦端的要好一些。
或者说比韦端的说辞要更进一步。
大概是因为司马懿并非是裴垣的直属上司的原因，所以谈起这样的事情来，也不会有什么畏缩和避讳。
那么司马懿所言，是否就是完全站在斐潜的立场上的呢？
很显然，并不是。
毕竟司马懿的屁股下面的位置和斐潜不一样，因此抛开了司马懿表面上的那些东西之后，所暴露出来的东西，也是可圈可点。
韦端是长安坐地户，年纪又长，当上了参律院院正之职位，旁人都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司马懿和韦端不一样。司马懿年轻，至少比很多自诩为『饱学之士』的人都要年轻，而在很多时候，年轻就是罪过。
斐潜让司马懿出任大理寺卿，虽然说在斐潜之下，并没有所谓的『三公九卿』之说，也不会有这样的等级，但是这个位置若是按照大汉之前的惯例认知，也几乎等同于九卿，并且司马氏也不是关中姓氏，在大汉当下也并不是什么显著世家。
温县司马真要出名是等到历史上司马懿一家子都当官了之后。
当下一个司马徽，一个水镜先生的名头，并不足以支撑其职位，司马懿目前所承受的非议自然不小，面前笑呵呵，背后戳背影的事情肯定遇到了不少。
所以司马懿的建议，简单就是，查！
不仅是要查裴垣的，还要查其他官吏的！
而且斐潜觉得，司马懿这样的一个建议，甚至还有更为深层的意思，只不过斐潜当下还没有能够完全想得出来。
相比较之下，这韦端比起司马懿来说，年岁虽长，但是这多吃的那些盐不怎么顶事啊！
呵呵……
斐潜微微而笑。
所以说啊，官吏靠所谓的什么品德来规范其行为，根本就是痴人说梦。斐潜之前所说的那些『礼』，不落到实处，便都是虚的。
仁义礼智信为儒家『五常』，孔子提出『仁、义、礼』，孟子延伸为『仁、义、礼、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表示这五项是所有儒家学子，学习经文的士族弟子的最基础的日常行为标准，表示『无常』是儒家提倡做人的起码道德准则。
但是很可惜，这个所谓的『最基础』，『最起码』的道德准则啊……
儒家子弟，学习经文的这些人，口口声声将『五常』封为座右铭，作为人生格言的学子成为了官吏之后，往往跟随着不是脑袋走，而是跟着屁股动。
这种问题若是成为了『常态』，甚至是连统治阶级都认可的『常态』，那就有意思了。
谁都知道，人的脑袋不能长在屁股上，可是当这些由屁股决定脑袋的，这些把持着朝堂喉舌的，平日里面道貌岸然的，实际上跟着屁股跑的官吏，其所做所为，常常会令人扼腕而叹……
斐潜觉得，如果说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在没有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诉诸利益是胜过诉诸道德的。
但是有时候，讲利益也不一定有好效果。
宋朝是最为典型的『与士大夫共天下』，就连皇帝都亲口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皇族是真的分享利益给官员士大夫阶层，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宋代的士大夫阶层维护宋朝统治，其实就是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姑且暂时不论这样的宋代政治制度究竟好不好，但是当宋代灭亡的时候，并非所有人都对于这种『共同利益』表示认可，在对于对宋理宗、宋度宗两朝的328名进士在入元后的去向做了统计，自宋蒙战争爆发以后殉节者有71人，占21.65%；入元隐遁不仕者174人，占53.05%；归降和出仕元朝者83人，占25.3%。
说明即便是整天宣讲，也确实做到了利益共同体，实际上的效果依旧是一般，愿意站出来抵抗的宋代士大夫，其实也没有超过四分之一，甚至大多数的人是选择高高挂起，表示于某无关。
到了明朝的时候，更加糟糕。
明朝则是尽量把权利收归皇族藩王，对于官吏的要求，一开始就拔得很高，对于贪官的惩罚制度也非常的严厉，并且朝堂上下都推崇道德，尤其是官吏的品德，要求官员们在俸禄很低的情况下要克己奉公，甘于贫苦。
但是效果呢？
想一想都知道，明代这样的要求，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怎么可能做得到？
不适当的把道德标准定在大多数人达不到的水平上，只能导致伪君子遍地，反而会降低实际的道德水平。
一个社会如果宣扬的是利他主义，实行的也是利他主义，那是最好的社会。
当整个社会都有很高的道德水平，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大胡子所推崇的终极社会，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种社会也是人类追求的高级模式。
当道德水准还不够，那么如果宣扬的是利己主义，实行的也是利己主义，谁都知道社会上都是利己主义者，所以必须建立完备的制约机制来实现社会合作，建立严格的权力制衡和监控机制完备，随时防备，把所有人都当做最恶的家伙来防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的社会，只要律法维护得好，运作起来其实也不会太差。
最麻烦的社会模式，是宣扬的是利他主义，而实行的是利己主义，这样导致整个社会到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的伪君子，尤其是在官吏层面上，就更加的麻烦。社会的监控和制衡机制还没建立好，道德挂在嘴边，良心只在表面，结果就是如李贽所说『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明代的官吏大体上就是这一种。
不是说宋代的官吏就比明代的官吏好，也不是说明代的官吏就都是垃圾，而是整体来看，伪君子和真小人这两种类型，大多数人可能都愿意接受真小人，而厌恶伪君子。
那么对于现在的斐潜来说，在面对着裴垣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是应该听谁的？后续应该怎么做？
关键是斐潜需要指向哪一个方向？
是君子？
还是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