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原则是有上有下，有进有出。什么意思呢，就是监察衙门有相关处罚记录者、吏部考评为差者，将降低差遣调任。比如由上州调任下州，比如由一州主官调任辅官。”
“考评中平者，辖地也无其他事故，或者出现灾荒未发生大灾难等等情况，原则上是平调。”
“而考评优秀者，辖区产业发展迅速，甚至有创新产业等等，将予以擢升。当然，这一切均由官家决断。”
这不完全属于官制改革的内容，应该属于运行机制和流程的范畴。
富弼回答的，是在商议官制改革中，相公们提到后，赵曦给出的初步设想。
本来赵曦准备让吏部拿意见，只是相公们以为这一点没必要太明确，应该给内阁和君王留余地。
说到任期，赵曦对于议政和内阁并没有做任期的限定。
怎么说呢，要说议政，虽然有本官或者官阶俸禄，但议政并不是常设职位。
之所以确定议政的最高和最低官阶俸禄，是对议政权限的推崇。
议政的任期基本上是随官员差遣而定。比如开封府知府，基本确定为议政，还是排位靠前的议政。
但是，开封府知府有任职年限，如果在任期内违反了监察条例，或者吏部考评为差，那么任期满后的调任就肯定会调任下州府主官，议政排位是肯定靠后了，甚至会失去议政的席位。
这时候，就不再享有议政的官阶俸禄了。
当然，如果是任期满后擢升，自然也不会再享受议政的官阶俸禄，而是享受内阁的官阶俸禄。
国朝的官制，在赵曦看来，就一点是最值得称颂的，那就是低职高用和高职低用。而这次的官制改革，也完全的继承下来了。
这也是赵曦在考虑官阶俸禄、差遣俸禄以及确定议政俸禄标准的因素之一。
以蔡确和吕惠卿为例，从官阶俸禄上，蔡确嘉佑四年，吕惠卿嘉佑二年，蔡确的官阶俸禄比吕惠卿低。
在差遣俸禄上，蔡确跟吕惠卿基本持平。这就造成蔡确实际到手的钱粮，比吕惠卿少。
可在整个国朝朝堂职能上，蔡确作为副总监察、内参总编撰，并不比吕惠卿的市易寺主官轻。
而议政确定了官阶俸禄，就会将他俩实际钱粮取平。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公平，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公平。这不仅取决于是否拥有议政席位，还有本身官阶的因素。
就比如吕嘉问，他属于恩荫得官，跟工坊城李诫类似，资历要比李诫深。
新官制下，吕嘉问的官阶俸禄重新厘定，将高于李诫的官阶俸禄。但是，李诫作为工坊城的辅官，是确定拥有议政席位的，而吕嘉问却不确定。
议政席位上有了差别，李诫的俸禄总计要比吕嘉问高出很多，又不能跟吕惠卿、蔡确相比。
议政席位，在某种意义上说，比差遣更重要。当然，差遣本身就是议政席位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