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八年七月，将作大监闫立德奉大唐皇帝李世民之命，于洪、饶、江三州起造军船四百艘，为远征高丽进行准备。州都督张俭帅幽、营二都督军先出辽东观其形势。与此同时，各家报纸远征大唐的呼声也额外的热烈，在许多人眼中，如高丽这般小国，举大唐之力出击，自然是不费吹灰之力，一鼓可擒。
然而进谏李世民的朝中大臣亦不在少数，如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绩以及褚遂良等得臣，异口同声地反对此项战事。尤其是以前诸事均给人以软弱无主印象的太子李治，一反常态地数次上书，力谏李世民不应匆忙出征。
李治之所以一下子这么有底气，原来在于其太子府这一段以来的新动作。
此时李治在自己书房中看着手中的折子，脑海中却不由想起当日卢鸿的话语来。
“太子殿下应该明白，圣上的不满并非针对殿下对出征一事的具体看法，而是殿下处理事务的态度。当此情形，或殿下冒然改变方针进言，只怕圣上更会对殿下产生随风摇摆、缺少主见的恶劣印象，岂非雪上加霜。因此按为臣计，殿下首先要做的，并非向圣上表现态度，而是要做出具体的改变，令圣上看到殿下的动作。”
“动作？”李治有此糊涂地道：“师尊何以教我？”
“殿下虽然英明神武。但毕竟年纪尚幼，且经历不多。何况古人言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当今圣上也推崇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因此为臣认为，既然现下太子尚无力独断纲行，那便扬长避短。仿照当年圣上天策府之例，组建自己地幕府班底，以求集思广益。但有重大事项，均由幕府中群策群力，提出各类参考意见及解决方案，之后择其佳者呈于圣上。自然便少出差错。就是圣上得知，也必然高兴殿下能知人用人，善采诸长了。”
李治有些犹豫地道：“如此能行自是甚佳，但建府一事。父皇会不会……”
卢鸿心中明白李治的意思，当年李世民便是靠了天策府的实力，才有玄武门之变，登上了天子之位。若李治也全盘照搬，难保李世民心中不会存疑。
卢鸿笑道：“殿下匆忧。虽然这幕府是仿天策旧例，但其规制全然不同。天策府诸将，文武全才，内可定策执行，外可领军出征，权力颇大。太子这幕府。全然不参与执行，只管整理信息、分析判断并提出建议，便是如同太子的一个智囊团一般。便是圣上得知。必然也不会怪罪的。”
李治果然听了卢鸿之言，在府中设立幕府，分为内外两阁。内阁便是李世民指给他的几位朝中重臣，如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以及卢鸿并在其中；外阁却是由其自己选定地一些忠心的学士。以及卢鸿为他从国子监及太极书院中筛选的有各方面长项的精英之材组建而成。其主要工作。便是每日由朝廷内部消息以及各家报纸上报道的消息中，挑出需要李治重视的内容。经过整理、归纳、分析后，形成文字材料，并附上简单地说明及方案，之后报于李治。在一些比较重大的事项上，也会提出多种解决意见以及需注意的问题，供李治参考。一些特别重要的，李治便会拿来与内阁诸老相商。
如此一来，果然立竿见影，现在李治再与李世民讨论起一些大事来，心中有底，口中言语有理有据，一下子便如换了个人一般。
李世民知道这些情况之后，并未言语。但对李治地表现较之从前，显然是满意了许多。
当闫立德奉命造船的消息传开后，李治的外阁经过连续一段时间的工作，已经为李治对出战高丽一事，拿出了一份相当详细的参考资料出来。这套资料可以说是集目前大唐对高丽信息掌握之大成，几乎包括了相关的方方面面，其中引用了大量的数字，具有极强的说服力。通过反复对比各种方案的优劣，幕阁给出的最佳选择应该是以威震之，以势压之，若仍不见效，则以大将精兵，快速出击，打击其气焰，迫其臣服，是为上策。
若朝廷下定决心，欲一劳永逸解决问题，则应先期支持新罗，暂不投身其中。之后暗中调动人马，按兵不动。在新罗灭亡之后，挑动高丽与百济再起战火。大唐坐山观虎斗，最后突然出手，一举平定三国，将其纳入大唐领土，建郡驻兵。此法虽然投入巨大，耗费时日，但亦为后世开立基业，解决隐患。
而现在大张旗鼓地出击，时机并不合适。打下来后，大唐也难得利益，徒费人力物力，全为他人作嫁，实在是不智之举。
李治便按照外阁提出地建议，又与内阁几位重臣商议后，写了一道非常长的折子呈于李世民。李世民看过之后，沉思了很久，最后终于置于袖中，未发一言。
之后李治数次进言，虽然李世民均对李治相关见解赞赏有佳，但出征之意，却从未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