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生活的富裕，难以想像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期时的饥荒岁月。父母曾经告诉过我们那些年代的故事。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我们村的经济十分萧条，到了20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农民生活一片混乱，虽然没有“朱门酒肉臭”，但却出现过“路有冻死骨”，完全可以说是鸿哀遍野。
大哥出生那年，生产队里按工分分粮食，家里已经没米了，等着父亲到生产队里分到粮食下锅，可排了一天的队伍，分到才是几斗米。
白花花的大米，是多么诱惑人啊，那时村庄基本人看到大米都两眼发直，甚至比白花花有银元更具有吸引力，毕竟那段时间，有时用银元也无法买到大米。
看着孩子，母亲早已饿了，这么点米，只能下锅熬点粥吧，如果做米饭，几餐就没有了，可怜的孩子，在这年月出生，可怜的村庄老百姓，在生产队中劳碌一年，收获就那么一点点！
那时水稻产量不高，人们吃大锅饭的生产积极性也不高，反正出工就是了，做多做少一个样，与村书记关系好一点的，报个到就可以消失了，如果别人顶撞，好呀，你顶，等你需要办事的时候，倒霉就是你！
爷爷与父亲都是老实人，只会面朝黄土背朝天干活，那些搞脑子的事完全不会，任凭那些狡猾的人舞私作弊，由于目不识丁，只能认识自己的名字，能看懂当天的记录，然后就由别人怎么操作了。结算的时候，明明知道别人的工分比自己少，可最后得到的是别人的比自己的多，这些都与村支书有关，他们可以一手摭天，想要你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他们的势力大，而且还会收买爷爷的“兄弟”，他们得到好处后，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自己有了利益就不管爷爷与父亲了。
那些年，那么点粮食根本无法解决不了大人的温饱，哪还能分到小孩，没办法，父母只能节省粮食，喝粥吃野菜、草根。
像父亲这样的人村里大有人在，因此只能忍气吞声，只能义愤填膺，只能打掉牙齿往肚里咽，为了家庭，为了孩子，这一切忍忍就会过去了！
尤其是爷爷，年轻力壮时，凭自己辛勤的双手，利用多余的时间去开垦荒地，种的粮食就比较多。那时父亲们也很勤劳，每天只知道跟着爷爷早出晚归，又没有别的技术能在村里赚到钱，只好凭双手把家庭建设好。解放农村时，解放军到我们村，要求村民提供粮食与住宿，爷爷二话没说，打开粮仓任凭解放军自己去取，把自己的房子给他们住宿，自己带着孩子住在储物室。这事县志有记载，不久前村民微信截图发出来我看到过，的确有爷爷的名字。可是当解放军离开后，爷爷所有付出就变成了村里别人的功劳了。也许当时经过村里的解放军记录有我爷爷的大名，那时不知是谁呈报到上级了，爷爷的大名才未被抹去，倘若不是解放军记录的，估计爷爷的大名一定会被换成村支书的大名！
此事过后，就是土地改革，爷爷的身份当时中农都算不上，可村里把地主的高帽盖到爷爷的头上。据父亲回忆，当时狡猾的地主在村支书的计谋下，把粮食转移到别人家，然后再拿出一少部分分给支书兄弟和几个穷人们，当运动之风吹来时，村支书故意把上级领导带到村民的粮仓看，整个村庄的粮仓就是爷爷家最满，这真的是有口难辩，跳进黄河了洗不清了！粮食铁证如山，堆在那里，金灿灿的，是爷爷与家人的汗水，此刻却成了差点夺命物证！
不承认，那就开始斗吧，村支书故意招领爷爷的堂兄弟还有那些得到他的好处的爪牙，不分皂白，把爷爷五花大绑，脖子上挂着砖块，贴上“地主”的牌子，满村里“游街”，没有街道，只有些石阶路，就这样找个“忠良”的百姓，欺骗一下上级下来的领导，在他们满口胡言下，在他们热情款待下，领导听从支书的，支书怎么说怎么做就是对的！这样的领导哪里还会去查一下眼前佝偻着身子满手是茧子连半句狡辩的话都不会说的老百姓是个地主！地主是这样子的吗？或许他们到了我们村，只能听从村支书的，不然连落脚的地方都不会让他们找到，或者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嘴脸，举着国家领导的指挥棒，到了百姓面前，就是与那些作恶多端的村霸混为一谈，沆瀣一气，搞个不会闹事的百姓，贴上地主的标签就算完事，就算到村里做了一件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国家的大事！
相似的事情当时在全国应该有很多，可我们村从历史以来就是同一个祖宗下来，然后就是因为兄弟分家，形成派系，造成子孙后代之间的隔阂。以我个人分析，就是因为生存与经济之间的差距，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最终形成村庄之间的矛盾，加上生活在山村里，大多都未曾见过世面，目光聚焦在那点四角的天空之下。如果以在现在的人们回到故乡，大多都在外乡拼搏过的年轻人，都知道乡亲的亲情，也许情况会大大改观。
父母告诉我，爷爷当时含泪被迫“游街”，终不低头，也不反抗，知道再反抗还是那样的结果，或者得到的是更残酷的毒害，随后被他们拉着手按了手印，算是自己承认一切后果。事后，爷爷摇摇头对我父母们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希望以后能自我强大，不然永远是被欺负的。”
我不知道爷爷当时是如何化解这种屈辱的，估计他痛在心里，不想让更多的阴影笼罩家庭，把所有痛恨化作力量放在心里，然后依然昂首挺胸光明磊落地把一家子带大。
俗话说：屋漏偏缝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
经过这次风波之后，当时又有一阵恐怖的风浪席卷中华大地，那时医疗落后，山村的条件更是令人担忧，有一种“天花”与“瘟病”在农村流传，夺走无数生命，就像当时人们以为是上天给人类的“惩罚”。那种“瘟病”我们那里称“黄病”，现在叫“黄疸”，当时遇到这种病传染的人不计其数，被夺走性命的人也不计其数。大伯去别的乡镇读书，在学校里，临近毕业还被黄疸传染，他未及时治疗，回到家里，还把病传染给奶奶与二伯伯，因此这病几个月下来，爷爷家就连续被夺走三条生命……
这样的病，在村里疯狂地肆虐村民，同一年就夺走村里几十个鲜活的生命，在饥饿的煎熬下，还受病毒的侵害，把整个村庄搞得人心慌慌，许多结过婚的生过孩子的家庭，因为生存无法再延续，被迫离婚，让爱人离开，总不能把她们拴在一起等死，还有些家庭，女孩子长大了能出嫁的，就尽量选择“鱼米之乡”远嫁出去，不要留存村庄一起饿死，因此许多堂姑妈都嫁到很远的地方，平常想想，当时的条件，姑娘们又不能外出打工，怎么就能嫁到福建远离家乡几百公里的地方？后来是父母告诉我，堂姑妈那是当时为了生存，选择至少有粮食过日子的地方，我们这样的山村真的挨饿饿怕了，永远不会忘记！所以村庄许多家庭几次受到打击而走向衰败，幸好后来国家阻止了病毒的传播，经过大家的努力拼搏，村依然有点像村，总算能安心地生活着，但草根、树皮等能吃东西，都出现在村民的餐桌上。
土豆的爷爷也曾经给我们讲过那段难忘的历史，当时他也被迫离开家乡，到外面去漂泊过，遇到不少的情况，都与家乡差不多，然后还是选择故乡，回到村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