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越国后，范蠡建议越王勾践“劝农桑，务积谷，不乱民功，不逆天时。”
高度重视经济生产，恢复民生，积蓄国力。
继而亲民，稳定社会。施民所善，去民所恶。
协调内部关系，内亲群臣，下义百姓。
勾践甚至做到了，有百姓生病时，亲自去慰问；有人去世时，就亲自去办丧事。
对待家里有变故的百姓，则免除徭役。
一系列的惠民措施，使得百姓生活逐渐安定，民生得以恢复。
为了提高军事力量，范蠡重建国都城。
在建城的过程中，范蠡建了两座城，一座小城，一座大城。
小城是建给吴国看的，而大城则建得残缺不全，而且面对吴国的方向，不构筑城墙，以迷惑吴国。
平时重视军队训练，提高士气，增加战斗力，组织敢死队，以最高金额奖励。
为了进一步迷惑夫差，范蠡又派人送给吴王最喜好的东西，还向夫差进献美女，以讨夫差的欢心，消磨夫差的意志。
公元前476年，此时夫差倾全国之力，北上中原争霸，使国力严重消耗，后方空虚，由太子带领老弱兵士留守，伐吴的条件终于成熟了。
越国经过近20年的精心准备，国力强大，范蠡建议勾践立即兴兵伐吴。
公元前473年，吴国不敌越国全线崩溃，吴王夫差逃到姑苏台上固守，同时派出使者向勾践乞和，祈望勾践也能像20年前自己对他那样宽容，允许保留吴国社稷，而自己也会像当年的勾践一样倒过来为之服役。
勾践动摇了，这时范蠡站出来，陈述利弊，平复了勾践动摇的心态。
吴王夫差羞愤之下，遂蒙面自杀。
灭吴后，范蠡向勾践提出了自己隐退的想法。
勾践极力挽留，并威胁他说，如果坚持要走的话，就会杀掉范蠡及其妻子。
但范蠡并不动摇，决然地走了。
范蠡临走前还告诫文种，直言“越王为人，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并用“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死，良犬就烹”的道理来说服自己的好友知退以求全。
然而文种不听，执意留下来继续为越王效力。
果然，后来勾践赐文种一剑，“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
文种被逼之下，无奈自杀。
离开越国的范蠡，辗转来到了齐国，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带领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结庐而居。
他们戮力垦荒耕作，兼营副业并经商，没有几年，就积累了数千万家产。
范蠡仗义疏财，施善乡梓，他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
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
于是三年后，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飘然离去。
恢复布衣身份之后的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今山东肥城的陶山，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当地民众皆尊陶朱公为财神，乃我国道德经商的“儒商”之鼻祖。
史学家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